王明的这一生（王明右倾错误）

王明的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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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明(1904年—1974年3月27日)，原名陈绍禹，字露清，安徽金寨县双石乡(时属安徽省六安市)码头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

2、1956年叛逃到苏联，于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离世。

王明右倾错误

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

1941年后王明因病长期休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受到了康生等人的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死刑。

扩展资料

他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期间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

同时，他在1937年到1940年期间犯了对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片面强调“一切依靠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忽视了对群众的积极发动和中共的独立自主性。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王明

王明中毒事件

1943年王明在延安整风时期患神经性心脏病，从1941年10月下旬至1942年8月13日在中央医院住院治疗。

受当时延安医疗条件和药品的限制，在王明患病治疗过程中，因为甘汞的副作用导致王明尿液中含有汞。王明和孟庆树为此致信中央，告发金茂岳是国民党特务，要毒害王明。

当时整风运动刚刚开始。对此，中共中央立即组成了调查委员会，审查金茂岳。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李克农等亲自参加调查。从他们的身份上就可以看出这个调查委员会的规格之高，可见中央对王明的身体健康是极其重视的，尤其在出现轻微汞中毒后更是提高了警惕，对此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作彻底的调查。从调查记录上可以看出，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等都亲自对金茂岳进行了仔细的审查问讯。

从1943年6月30日的《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和1943年8月6日的《委员会记录》中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等人审查问讯金茂岳的现场记录，都可以看出王明中毒的原因，是因为金茂岳在治疗当中疏忽造成了医疗技术事故，完全是药物的副作用所致。另外，从傅连暲和石昌杰1943年11月11日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的经过情形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明患病和会诊经过的所有记录，同样表明王明中毒是药物的副作用，属于医疗技术事故。

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康生、邓发等人对金茂岳进行了审查问讯。金茂岳由主治医生变成了“被告”。之后，金茂岳专门致信康生和中央各首长，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检讨。他说：“我再诚恳地向党坦白地讲，我没有一点意思来用药毒害我亲爱的王明同志，也没有受任何人的指示(使）、利诱、威胁等等，及利用红十字会而来害王明同志及破坏党、破坏边区的情形及行动，这完全是因药发生的副作用，肝炎而又用其他药来治发生中毒现象，当时认为病的发展错下去的……” 住院之前，医疗专家们曾在杨家岭为王明会诊过2次，住院后会诊过7次。王明当时因为心脏和扁桃腺发炎住院后，又出现了便秘和卡塔尔黄疸。根据当时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主治医生金茂岳在静脉注射葡萄糖的同时，使用了清泻药物甘汞。治疗几天后病情有所好转，但因为医生、护士之间没有认真检查，导致服用甘汞时间多了几天，病情又有反复和加重的趋势。

傅连暲说，在出现轻微中毒后，会诊专家决定由李鼎铭用中药医治。当“征求王明同志的意见是否改变主治医生”时，“王明同志表示仍要金主任主治(大约是在肝发炎的时候)”。而且“王明同志与小孟刚入院时，对金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而王明在上世纪70年代（正处中苏交恶的年代）于苏联撰写的《中共五十年》中不仅诬蔑毛泽东指使金茂岳陷害他，还编造了金茂岳在确诊中毒的“阴谋败露”后跪在孟庆树的面前痛哭流涕的情节。上世纪80年代，金茂岳在接受中央档案馆同志采访时，曾详细地回忆了王明在延安整风期间患病和治疗的经过。《中央档案馆丛刊》1986年第3期以《关于王明治病和出国的材料》为题发表过这次访问的内容。

当金茂岳听来访者读完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编造其跪在孟庆树面前痛哭流涕的情节时，时年80岁因患脑血栓瘫痪在床的他，费力地欠起身子说：“王明放屁!混蛋!没的事!”“那时候王明是教条主义者，我根本不知道!”“‘双十二（西安事变）’连蒋介石都放了，说毛主席害王明，小孩子也不相信!”

事实上，对王明的病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极为关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去医院或家中看望，及时解决医疗问题。1943年9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还给重庆的董必武发电报说：“如有此机会，你可顺带交涉王明、王稼祥等大小7人乘这次苏联来延飞机去苏治病。此间亦经过联络参谋向国民党交涉，如得许可，苏机当可照办。”

1943年11月15日，孟庆树本人也致信任弼时、李富春并请转毛泽东及中央各位同志，极力否认她说过王明中毒是中央某某人所为的话，并说：“我再一次地以十万分的热忱感谢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为了给王明同志治病，想尽了许多办法，无论在医药生活方面和对金大夫问题处理方面，都花了很多力量。只要是延安办得到的都办了，而且富春同志还经常去重庆、西安等地为王明同志买药买东西。这些是王明同志和我都常感不安的……过去如果没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之关照，王明同志恐早已不在人间了，将来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继续爱护之下，王明同志还有恢复健康重新为党工作之可能，并将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领导与帮助之下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显然，这与30多年后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的说法大相径庭。

综合以上文献，参考有关史料，笔者经考察研究，王明在延安时期患病情况十分清楚，完全不存在其在《中共五十年》中诬蔑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的谰言。

王明夫人生如莲

前不久读了王明夫先生主编的《三度修炼》，这是一本咨询类丛书，且先不谈内容的专业性，书中倡导的一些思想观点令人受益，启人深思,拿来与大家分享。

什么叫“三度修炼”呢？态度决定命运，气度决定格局，底蕴的厚度决定事业的高度！

作者在代序“人生如莲”中提到，人生就像睡莲，成功是浅浅地浮在水面上的那朵看得见的花,这朵花能否开放得美丽灿烂,取决于水面下看不见的那些根系和养分。

莲花初绽，动人心魄，观者如云！岂知在绚烂芳华的背后是长久的寂寞等待？寂寞等待总归是一种心灵的煎熬，能够在这种心灵的煎熬中坚守，在作者看来，日后回想这就是一种成就。

在众多浮躁与急功近利的 “成功学”盛行的当下，看到“三度修炼”和“人生如莲”的精神理念，令我心生共鸣，感慨不已。我觉得这样的思想理念对青年人尤其重要。年轻人总是容易焦灼的，我们很多时候倒是希望“揠苗助长”，面对成功，往往热衷于找那些速成的方法与技巧。我们心怀宏志，厌恶那些冗繁的小事，我们想立刻、马上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我们欣赏成功的灿烂芳华，却往往忽略了那些供养成功之花的根系与养分，我们向往舞台上的热闹繁华，却往往耐受不住练功房里的清冷寂寞。而“三度修炼”和“人生如莲”中却透着一股沉着从容的静气，所言明的道理是成功向内求，在成长之路上要潜心躬行，在时间中积累价值，努力打造一个更好的自己。

风物长宜放眼量，静心沉潜铸人生。“人生如莲”和“三度修炼”便是从人生的根本处着眼阐释如何成长成才收获成功。此如一剂清醒良方让原本希冀快速成长，时感焦虑和急躁的我们沉静下来。是的，没有立等可取的成功，没有一劳永逸的奋斗。“人生如莲”要生根固本，“三度修炼”要久久为功！摒弃浮躁，抛却浮华，君子务本，蓄厚养深，沉潜内修，厚积薄发，方才为成长成才之道！

远道始于足下，险峰立在云中。端正自己人格中的假设系统和价值观，坚持底蕴修为，心有所向，就能够在暗夜中秉烛探幽，在踯躅中痴心不改，在喧哗中致力前行，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走出自己人生的精彩之路，从容欣赏人生如莲的灿烂芳华，欣然拥抱“三度修炼”的丰盈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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