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税降费，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经济座谈会上反复强调，要实质性减税、实质性降费，这显然是有所指的。
从减税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有三种类型的减税。一是扩内需的减税，二是降成本的减税，三是引导预期的减税。这三种类型的减税也可以指三种效应，减税可能有扩内需的效应。可能有降成本的效应，可能有引导预期的效应。这三层效应也可以理解为三种政策目标，一个是扩内需的政策目标，一个是降成本的政策目标，一个是引导预期的政策目标。所以三种类型、三种效应、三种政策目标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从不同时期的政策目标选择来看，我们经历了从扩内需时期，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降成本时期，到现在的稳预期。不同类型的减税，其实操作手法是不一样的，扩大内需的减税是总量政策，其目的是要增加企业或者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这样就可以扩大投资或者消费，减税相对来说是比较好操作的。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其中降成本就是重要的内容。
当前的形势，我认为不能仅仅满足于扩内需和降成本的减税。现在应当转到引导预期的减税，然而引导预期的减税操作更为复杂。因为跟预期有关的是预期利润，只有对预期利润产生影响才能真正引导预期。减税基更适用于以降成本、扩内需为目标的减税，但无法有效引导预期，而降税率则更容易引导预期。首先，减税基的政策文件更为复杂，难以让大多数人及时了解税收优惠政策，信息不对称导致一些企业没有享受到优惠；其次，减税基在征管过程中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主观判断，导致减税让很多人获得感不强，从而无法有效引导预期；最后，减税基是有期限的，到期限后是否继续执行的主动权在于政府，而降税率属于税制要素的变化，经过法定程序后的确定性程度很高。
减税政策的操作必须紧紧围绕如何有效引导预期。首先，从税基式减税转为税率式减税，因为税率式减税透明度高，能够有效引导预期。此外，征管能力变强后可以为降税率提供空间，为税率式减税提供条件。营改增以后税收流失的空间被压缩了，税收征管能力增强。我们可以转向之前提出的简税制、低税率、宽税基、严征管的税制模式。因为在征管能力提升的条件下，就算降低税率也会收到同样多的税，宽税基也同样可以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降税率的心理效应要更大，可以更好引导预期。现在的减税要从过去做“包子”的方式改成做“比萨”的方式，把“馅儿”摆在明面上来，这样才能真正引导预期。其次，从特惠式减税转向普惠式减税。因为普惠式减税相比针对部分行业、企业的减税更能有效引导预期。最后，从零碎的减税到一次性到位的减税，累计式的减税政府减少税收的总量并不少，但民众获得感不强，预期引导效应弱。
当前条件下，我们对政策目标必须有一个新认识。在引导预期时，不仅仅是对投资者，还包括消费者。现在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政策影响消费者心理，有一定的引导预期的作用。不过，从整体看，任何一个政策的效应都是边际效应，减税的政策效应也是如此，必须通过财政、货币等各项政策协调，甚至政策与改革有机结合，才能形成整体的预期引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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