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制度陷阱
钱穆制度陷阱: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1895-1990)提出的一个观点。他在分析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就再制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结果制度越来越多，往往造成前后矛盾、执行困难，反而失去效率与效力。钱穆制度陷阱说明对权力的监督是一件困难的事。我们在完善监督制度的过程中要力防陷入“钱穆制度陷阱”。
有效的监督制度不可能是一个单项的制度，而应是一个制度体系。但这个制度体系不是以制度的多少为标准的，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在于管不管用。因此，制定制度要切中问题要害，建立真正管用的制度框架。
钱穆为何无耻
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曾任新亚书院院长。
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
钱穆与顾颉刚为讨论老子年代问题，赴胡适家。胡适沿袭清人的一种说法，认为老子年代早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并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把那个神仙化的“老子”还原为哲学化的老子。钱穆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认为老子晚到战国，晚于孔子，略早于韩非。胡适坚持己说，首先受到梁启超的反对，与冯友兰、顾颉刚、钱穆的意见也都相左。钱穆似乎认为胡适的观点不值一驳。
张中行在《红楼点滴》一文也有类似的记载：“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钱穆深感“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当时钱穆和胡适分别讲授的课程吸引了众多的学生，原因之一是他们的观点对立，钱称“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 钱穆在北平七八年，胡适仅来访过一次。任继愈曾回忆，有一年历史系系主任陈受颐休假，有人提议系主任是否由钱先生接替。当时胡适任文学院长，说：“钱先生刚来北大时是副教授，现在已是教授了。”没有往下说，这个建议就搁浅了。到了台湾以后，
1958年4月，胡适赴台接任中研院长，不少钱穆的学生质疑中研院院士独缺钱穆，欠缺代表性，不过双方歧见已深，门户之争的结果，就是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一直也没能评上院士。钱穆为此一度动意气，1966年，虽有多名资深院士主张提名钱穆，但他断然拒绝，钱穆反问，早在1948年，中研院就提名八十多名院士，他难道不该入列？虽然弟子们反复劝说，直到两年后钱穆才愿意接受提名，并随即获得全票通过。
李敖曾为钱穆抱不平：“他（指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燕大当年发通知多用英文。有一次钱穆接到一份水电费缴费通知，上面全是英文。当时水电费须按月缴，因他英语不好，接到英文通知很气愤，干脆不缴，年底学校来人问他收到通知没有，他说收到了。来人又问：为何不按月缴费？钱穆愤然回答：吾乃国文教师，不必识英文，何以在中国学校发英文通知？对方一时哑然。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评
本书作为“中国最后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代表作品，问世几十年来一直常胜不衰，对于此书的看法也存在两极分化，莫衷一是。
此书作为经典之作，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阅读，无论站在何种角度，这本书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钱穆先生应何敬之邀请，为台湾“战略顾问安全委员会”所作专题演讲的合集。
后在台中养病，又应约写一部“研究中国历代政治制度”的教材，因截稿期限甚迫，遂以讲稿稍加补充修改，正式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付梓成书。
该书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 *** 组织、选举与考试、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制等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式的概观与对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
要言不烦，论述精辟，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书中钱穆先生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
这恰恰是对当时先生写书的环境反映。
那时候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
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
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
“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这话着实在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钱穆先生着力陈述制度须合于本国传统，须合于人事。
这点是极为重要的，尤其值得我们加以学习、领会。
近年来，为数不少的专家、学者舞文弄墨，谈到解决一些中国问题时，张口必称与国际接轨方可解决。
疏不知，他国的制度并不一定就适合我国国情，还不如运用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
当然，传统文化中肯定是既有精华的，也有糟粕的。
可是，不管是好是坏，事实上都在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糟粕固然应该摒弃，可这岂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这也就是说，中国问题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解决办法。
当我们跳出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的历史，与中国百年近代史加以比较后发现，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而不是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本身。
读完此书，一方面受益匪浅，校正了自己的历史观;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不少疑惑，总觉得钱穆先生对元清两朝颇有微词，很是蔑视，带有很强的感 *** 彩。
尤其是在对清朝的评述上面，虽然我也比较赞成钱穆先生的说法，即清代是部族政权取代了以往历代的士人政权。
我们应当认识到，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者，一方面固然不可避免地需要依赖于本族实行统治，所以部族政权对士人政权的证券就成了必然性;然而另一方面，被包围于 *** 及汉文化的汪洋大海当中的他们，更是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原有的政治制度加以继承，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可能的统治。
清朝皇帝接受汉化的诚意与速度也是在他们之前的所有少数民族统治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其中汉化速度最快的部分，莫过于政治制度。
既然汉唐宋明各朝的政治之失都是情有可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被人理解的，那么论及到清朝怎么就完全不适用了?所以说先生在对满清的评述可能带有过多的私人感 *** 彩。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塔西陀陷阱
“塔西佗陷阱”就是社会主体（无论个人还是组织）在失去社会“信任”的特定条件下，其一切社会言行均不被社会接受的状况。
塔西佗是古罗马的执政官，也是古罗马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在他的著作《历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罗马皇帝尼禄死后，被选为下一任皇帝的迦尔巴下令杀了一个叛军将领，后又要杀一个可能发动叛乱的将领卡皮托时，命令未达之前他就已经被处决了。
有人认为卡皮托没有这样的野心，对迦尔巴的做法产生了不满，随后买通了近卫军，并处死了迦尔巴。塔西佗因此总结说：外界对这两次的处决的反应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塔西佗陷阱”的价值
从心理层面上讲，“塔西佗陷阱”之所以能够引起反思，并非是其表面陈述符合因果报应常理的部分，而是陷入困境后，“好人也没好报”的这部分。
也就是即便做好事（有利于事情朝好的方向发展的事情）或者好政策（有利于结束坏事、规避坏事重现的决策、规定等）也都无济于事，会在危机应对的当下或者危机应对政策实施中受到大众的否定甚至抗拒，这才是“塔西佗陷阱”最糟糕、最要警惕的情况，如同陷入泥潭，越挣扎越不利。
这种困境中的无力感和严重的心理失衡，正是心理学上的社会“认知失调”现象，它促使人们要去认真面对、深度思考，以期获得超越性的思维，防患于未然或稳妥地脱离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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