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萝蕤对钱钟书评价（1973年打了钱媛一巴掌的是谁）

赵萝蕤对钱钟书评价

杨绛和钱钟书都是江苏人，且都是家境殷实的书香世家。原本在讲究门当户对的封建社会，这样一对男女的结合，往往是长辈眼里的天赐良缘。

一、钱钟书和杨绛是令人羡慕的一对。它们向人们展示了平凡日子里爱的光辉。有些人可以在他们见面的时候决定他们的生活。钱钟书来到杨绛跟前。帅气的钱钟书遇上娇小的杨绛。他们两人当时都已经是学校里的名人了。当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们都坠入了爱河。

后来出现了赵萝蕤是一个典型的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白富美。她是一个名门望族的女儿。在知识方面，她是一位毕业于名校的才女。就外表而言，她是一个华丽的美人。

二、面对这样一位魅惑众生的国民女神，即使是傲慢的钱钟书也不能幸免。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赵萝蕤在资历上是钱钟书的姐姐，但在年龄上比钱钟书小两岁。就因为她是个天才女孩，16岁就升任燕达，转学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年仅20岁，被公认为校花。

对于钱钟书，赵萝蕤不但是不屑一顾、毫无好感，而且可以说是厌恶到了极致。对于追求她的男生，她不屑一顾，反倒是爱上了父亲的得意门生陈梦家，还放下姿态主动倒追心上人。

三、所以在与杨绛一见钟情后，他们迫不及待地向对方解释了自己的感受。钱钟书称自己从未订婚，杨绛称之前的八卦男友不是真的。他们的爱情得到了父母的认可，见到了父母，并举行了一场浪漫的西式婚礼。

在此期间，他们身边有不同的追求者，但他们能很好地处理好彼此的关系，避免八卦，任何可能引起误解的人，两人都会及时为婚姻扫清障碍。两个如此优秀的人一直在一起，没有别人的干预。

1973年打了钱媛一巴掌的是谁

不知道是手更痒还是心更痒，就是还想写钱媛。我想，我的话还没说完：钱媛，除了是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她还应该是她自己，是妻子，是母亲，是教师，是个普通而又非凡的女人。说她普通是因为，确乎就是那么一个普通人，没有比其它女人多出什么挂在脸上，一眼就能辨识的格外记号；说她非凡，是源于日常的生活中，还真的没有接触过，这样一位浑身散发光芒的女人。那光芒，质朴、和煦、温暖人心。

钱媛：一个小名叫圆圆的姑娘。

在她还没正式和这个世界打招呼的时候，就感受到了来自主体 社会 的善意，那时她的爸爸对怀着她的妈妈温柔的说：“我想要个女儿，一个像你一样的女儿。”1937年5月19日，钱媛正式在英国降生，的确是个女儿。爸爸开心的致了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圆圆在念书

1938年8月，钱钟书和杨绛心系家国，在奖学金还足够延缓一年的情况下带着刚满周岁的钱媛回国，随母亲住在外公家里。一日，两岁半的圆圆看到表姐读《看图识字》，就巴巴儿的坐在表姐旁边听，妈妈见她如此喜欢，也为她买了两册。等到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两个姨妈就叫妈妈过来看圆圆头念字，圆圆立即把新书拿过来一倒，从头念到底，一字不错。原来每天坐在小表姐对面听书的圆圆，认得原本就是颠倒字，后来大人一纠正，很快便改过来了。外公听闻说“过目不忘”是有的。

苦儿流浪记

可能是父母先天的基因好，圆圆很小的时候就识得很多字。妈妈也经常为她购买插图书画，她读的很快，小书又经读。后来特地为她挑选了一套三册的《苦儿流浪记》，只读了个开头圆圆就伤心的痛哭，无论妈妈怎么解释，到了书的结尾苦儿就不会再流浪了，她决计是不信的。只要一看到那三本书就开始哭，不得已妈妈最后就把书藏起来了。多年后的她，已经成为了大学教授，却跑去郑重其事的告诉妈妈，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苦儿最后的结局如何，我想她大概一直都关怀着这个苦儿。

圆圆的求学之路

可能是因为物资匮乏，时代环境造就，也可能是体质原因，钱媛的童年阶段身体一直不好。经常是上一个月就休几个月，小学共六年她从未上足过一个学期的课程。

1947年冬，她的右手食指骨关节肿大，查出是骨结核。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幸运的是，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这个病十个月以后幸运康复。整个初中阶段钱媛因为身体原因，处于休学状态，所有课程都由妈妈来教。有时候妈妈忙了，就把教材拿给她自己自学，中考的时候钱媛考上了贝满女中，代数还是满分。

高中阶段仍是半休半学的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专业俄语，立志做一名教师队伍里的“尖兵”。革命运动中钱媛 一九六三年，钱钟书和杨绛被揪斗成为“牛鬼蛇神”，而此时的钱媛却份属“革命群众”。

想要回家看父母，就得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进大院。所以，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父母划清界限，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一言不发，贴坐在母亲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做完的针线活儿，一针一针的缝。她买了一块儿人造棉，自己裁，自己缝，为妈妈做一套睡衣；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找出一个玻璃瓶子，把糖一颗颗剥去包糖的纸，装在瓶里，一面把糖纸整齐的叠在一起，藏入书包，免得被革命群众发现。

全国大串联，她就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还画了一幅延安的塔寄给妈妈，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一个人单干，哪派有理就赞助哪派，十年之中没让人揪到错处，还经常帮助别人，实属不易。

钱媛的婚姻

钱媛在姻缘上没有父母那么幸运，前后经历了两次婚姻，她的一生也正是这段经历最让人动容，尤其是第二任婚姻中还承担了继母这个角色，并且做得非常好。第一任丈夫王德一：两人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相识的，当时同为校美工队的成员，毕业后两人又同时留校做了老师。情投意合互诉衷肠下，于1968年初结婚，婚后生活非常幸福。特殊的年代，总是遇到特殊的遭遇，文革时期的王德一被安上了“炮打林副统帅”的罪名，不断地遭到批斗，最后不堪忍受选择自杀。第二任丈夫杨伟成：王德一去世后的几年，钱瑗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因为无意中帮助过杨伟成的母亲，被这个婆婆相中后，经婆婆多番努力，直到1974年最终嫁给了她的儿子杨伟成。而此时的杨伟成已有子女，大的都已经年满十八岁。

此后的生活里，钱媛硬是活成了全中国继母的典范，用爱和温暖融化了孩子的心。两个子女至今对钱媛阿姨不能忘怀，在《我们的钱瑗》中分别撰文深情回忆了与钱瑗在一起度过的二十多年的幸福生活。

回忆中写到：在钱瑗生病之前的每个周末，她都会从北师大到灯市口一路买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除了凉面、上好牛肉、大块羊肉串、牛肉馅饼等传统小吃外，还会专门为他们去买那时候很稀罕的西式点心。为了不跟孩子们产生代沟，没时间看电视时的时候，钱瑗就会提前通过电视报把电视剧情快速的浏览记忆，然后回到家中再“一本正经”地与子女们讨论电视剧情节。

钱媛的剧终

不惑之年的钱媛的某天，医生告诉她说小时候的骨结核复发，这一次在腰椎，得住好久的院。索性，医生护士都对她很好，还特地为她制了护腰，可以穿在身上在床上打滚儿的那种。医生问她是否再做一个疗程，她很坚强的说：“做了见好，再做。我受得了。头发掉了会再长出来。”

可惜，苍天何曾饶过谁？1997年早春钱媛因肺癌并发骨转移于北京病逝。钱媛去世后，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许多她教过或者没有教过，只是单纯受过她几句指导的学生、朋友、同学对她的怀念，或文字或图片。而我，仅仅只是作为一个未曾谋面的读者，虔诚的记下了自己读书时的每一次感动。

我想用最朴实的语言写出她最朴实的美，想让她身上的坚韧美好感染每一位看到文字的朋友，在我们遇见艰难险阻跨越海滩隔壁时，能增添多一份的力量，知道人间的苦痛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承受过。

赵萝蕤为什么无儿无女

1

我与赵萝蕤先生的认识始于1960年初秋。

那一年的新学期开始，北大西语系主任冯至根据中宣部加强外国文学教学的指示，对西方文学教研室进行调整扩充，为此我和英、德、法专业的个别同学提前一年毕业，留在教研室当助教。那时外国文学教研室的中心工作除教学外，是编写《欧洲文学史》，分别由杨周翰、吴达元和赵萝蕤三位教授担任主编，冯至则受中宣部委托同时主管《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这两项编写工作。赵萝蕤先生当年不到五十，她在不惑之年就已是二级教授（当时的正教授分三级），这个级别的女教授当时全国只有两名（另一名是山东大学的冯沅君，冯友兰的妹妹）。因为是初创阶段，教研室务虚会很多。我发现，在教授行列中，那位面貌端正、仪态雍容、举止优雅的唯一的女性，总是静静地听着，很少说话。我对她一无所知，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于是一次会后就主动向她自我介绍，以便慢慢认识她。没想到，她第一句话就是：“我一看你就是个浙江人！”口气中带点赞扬的味道。我趁势说：“看来您也是浙江人啰？”“当然嘛，不然我怎么会一猜就中呢！”我的心情轻松起来。在知道了她是湖州人以后，我说：“那就是说，‘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她抛出“哈哈哈哈……”一串笑声，说：“原来我们‘同饮一江水’啊！”于是我们俨然成了“同乡”。赵先生很为浙江自豪，说：“国内外就我到过的地方而言，浙江是最美的，而富春江则是浙江最美的身段。”“看来，你爱人也是浙江人吧？”她说：“你猜对了！”我很快知道，他爱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

我原本只想寒暄一下，没想到第一次接触就谈得那么投机，那么愉快。听说她年轻时曾是燕京大学有名的才女、校花，但一点也看不出一般漂亮女人常见的骄矜。那年她48岁，正好大我一倍。我们的忘年交就这样开始了。那时她在学校的宿舍是未名湖畔一字排开的德、才、均、备四座教师楼中的均斋（后迁备斋），我住德斋，相距很近。她希望我有空就去聊聊，我也高兴那样做。因为作为师辈，无论学问，还是生活阅历，她都比我丰富得多，这是多么好的学习机会！此外，我们还有两个共同业余爱好：诗歌和音乐。而这两方面她也是我的理想的师长。我经常写一些不像样的诗请她指教，每次她都和我一起推敲修改。赵先生年轻时就是诗人，而今则是英美诗歌的研究专家，不但善于翻译，也喜欢朗诵。在彼此感兴趣的话题谈完的时候，她就朗诵英文诗歌给我听。她那么讲究诗的音步、音调和音韵，即使你听不懂内容，也感觉得到那种音乐的美。通过她的朗诵，进一步激发了我阅读英美诗歌的欲望，尤其是拜伦、雪莱、朗弗罗、惠特曼等等。自然，她也经常让我用德文朗诵她熟悉的那些德国名诗，比如歌德的《野玫瑰》，海涅的《罗蕤莱》和《菩提树》等，都是她指名的。正好这些诗都被谱上了名曲，便一一唱给她听。唱《菩提树》时，她是跟着我摇着头一起哼的。然后她说：这些曲子久经考验，最大限度地挖掘出了诗歌中的美；但朗诵本身也是一门艺术，成功的朗诵也能增添诗歌中蕴含的美。接着，她朗诵了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一个片段，又让我用原文朗诵歌德的名作《普罗米修斯》。听完后，她连连说：“好听，好听——包括你的嗓音也好听！”

大家都知道赵萝蕤先生的英文诗朗诵得好，虽然当时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老教师（按年龄她还是中年，但按留过洋的知识背景她已被划入“老教师”队伍了）已不那么吃香，可西语系的青年教师还是以团支部生活扩大会的名义举办过一次晚会，专门请赵萝蕤先生讲诗朗诵。她的演讲和示范获得一片掌声。

在音乐方面我们也是谈得比较多的。但我的爱好主要是声乐，而她则侧重于器乐，尤其是西方的交响乐和钢琴曲。因她弹得一手好钢琴，所以经常谈起肖邦，认为肖邦的魅力是“忧郁与欢乐相交织”。对于德奥两大巨头，莫扎特和贝多芬，她更喜欢后者。她认为莫扎特的乐曲固然很典雅，很优美，但“多少带点孩子气”。而贝多芬的作品“既有柔美、轻快，更有雄浑、沉郁，有时如万马奔腾”。其他如勃拉姆斯、李斯特、舒曼和柴可夫斯基也在她兴趣范围内。我想，这位宁静、端庄的女性内心里，装的是浪漫主义的激情。难怪她在文学研究和翻译中多半都跟浪漫主义诗人打交道。

北大校园很大，赵先生发现我没有自行车，就说：“我借给你一辆自行车吧！这是我从英国买的女车，很好骑的，很轻。”我说那你自己呢？她说：“我年纪大了，不喜欢骑车。”当她知道我没有无线电收音机时，又说：“把我这台拿去用吧，一个音乐爱好者没有收音机怎么行！”我说：“那怎么行，你自己没有了！”她说：“我家里有呀！而且我本来就想买一台新的，体积更小，技术更先进。”她一开始就直呼我的名字，我仿佛听到儿时母亲喊我的声音。但母亲在我七岁时就去世了，那久久失去了的母爱，如今仿佛在这位师辈面前得到了补偿，我感到无比温馨。

2

她经常谈诗论诗，却从不提及身边的大诗人陈梦家。有一天我问：陈先生近来诗写得多吗？她淡淡地说：“早就不写了！解放以来不是一直在搞考古嘛。”便不想多谈了。我赶紧把话题岔开。后来我带着疑惑向别人打听。原来陈先生1957年倒了霉，戴上了帽子；赵先生因此精神上受到了严重刺激，住过院。我的心情一下沉重起来，想：原来她心里装的不只是浪漫主义激情，更有不堪流露的隐痛。

有一次我说起：“我很想见见陈先生。”她说：“好啊，我本来就想请你去我家坐坐，请你吃我们浙江人爱吃的霉干菜煮红烧肉。”她告诉了我钱粮胡同19号的地址。

钱粮胡同19号不是四合院，却是名副其实的深宅大院：进门后一位中年保姆领我穿过一条长长的甬道，往左拐几步则是横向长方形天井，再往右走十几步才进入大门，进屋后也很深（这是很少见的旧式住宅结构）。只见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侧身坐在一张四方桌旁的条凳上，左腿勾起，光脚板搁在凳子上：他在抠脚丫子。见我进去，他把脸转向我，只见他眼睛大大，两腮塌陷，直咧着嘴笑。我心想：莫非这就是陈梦家？怪不得有“不修边幅”之说。我说了声“陈先生好”，他只是点了点头，仍不停止他那个不雅的动作，直到赵先生过来向他介绍，他才开始跟我寒暄。赵先生领我大致看了看他们的整个住宅，除了“深”和“大”，还应加上“古”：古旧的梁柱，古式的家具，古雅的字画。可惜当时太缺乏文物意识，没有向陈先生请教一下这座房子和其中的陈列品的年代与故事。后来知道陈先生也是明代文物专家，收藏了大量贵重的明代家具，想必我那时所见的就是他的收藏的一部分吧。吃饭时，赵先生兑现了她的霉干菜炖红烧肉，说这道菜是她特地让阿姨为我烧的，务必多吃。陈先生非常随和、亲切，是典型的“性情中人”。但他对什么话题都轻轻一笑，表情淡然。我看出，他的心是悲凉的，而我这个陌生的年轻人显然不可能使它得到抚慰。幸好他问到一些无关紧要的有关我的家乡衢州的逸事，才使我们有了较多的话题。

后来至少还去了一趟钱粮胡同19号。但再后来就无缘了：它被公家征用，赵先生则搬到更近市中心的美术馆后街22号，和她父母与弟弟住在一起了。那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大型四合院，宽大的院子，花木扶疏，还有一座很气派的朝南的院门和照壁。她父母住在东屋，第一次去时，赵先生先领我拜访她的父母。他父亲即享誉海内外的神学教授赵紫宸，原燕京大学神学系主任；文学造诣也很深，曾任东南大学教务长和文学院院长。那时他已八十开外，高高的个儿，一头梳理得很整齐的银发，留着花白的髭须，正坐在案头整理什么文稿。见到我时，他转过身来，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示意让我到客厅就座。接着她母亲近前与我寒暄。这是个显然年轻时很俊秀的老人，和蔼、亲切，而且依然耳聪目明。

正屋由她弟弟赵景心夫妇居住，萝蕤先生则住在西屋。这次去时，我已经从北大调到今天的社科院外文所，宿舍就在单位内，自行车就没有多大必要了，因而就顺便还给了赵先生。她说：“自行车你不那么需要了，还给我，我就收下，正好有一个亲戚也想用。但那台收音机你就不必还我了，因为我不想去北大住了，而家里已有一台新的。不过你那台旧的也不要轻易报废，它的木质音箱共鸣效果很好。”我也久久舍不得放弃，一直使用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有了组合音响为止。

”文革”前还去过一趟美术馆后街22号，她的老母仍笑盈盈地把我引进赵先生的住处。那间仅十一二平米的房间既是她的卧室，又是会客室。一条彩色而素雅的床罩覆盖着那张单人床，床头右侧摆着一张五屉柜，她的宝贝新式收音机则放在枕后的床台上。剩下的有限空间真的成了主客间“促膝谈心”之所。门厅里放了几个书架和一架钢琴，她不喜欢在那里接待客人，可能她觉得在卧室里更温馨吧。这也是她长期在学校单身宿舍居住养成的习惯。这段时间我们谈得较多的是当时广受欢迎的几位歌唱家：李光羲、周小燕、刘淑芳、俞淑珍、张权、楼干贵、李双江、胡松华、马玉涛等。我们都为李光羲几年内顺利拿下《欧根·奥涅金》和《货郎与小姐》等世界名歌剧而称赞，也为楼干贵和张权1957年的遭遇而惋惜。我们还谈到了吕远创作歌曲的个性特色，谈到了吕文科独唱艺术的独特魅力。这类话题我们都谈得很投合。适逢她的诗歌译作《哈依瓦撒之歌》（朗弗罗）新版问世，她签名送了我一本。她的工整、漂亮的钢笔字就像她的人那样端端正正。

3

这之后我就去江西“四清”了，一年后回来时“文革”已爆发。在一片“造反”声中我很担心赵先生的处境。经打听，还好，学生们没有找这位与世无争的老师的麻烦。但等我“大串联”几个月回来后，还是传来了令我大惊失色的消息：赵先生的终身伴侣陈梦家因不堪迫害，愤然辞世了！这对赵先生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她的旧病复发了，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我很想去看她，但又不敢。我想，医院里的她肯定变成另一个赵萝蕤了，它会毁掉我心目中那个温柔敦厚的形象！几年后等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听说赵先生已基本康复，赶紧又去美术馆后街22号看望她。但这座四合院已经变得不太完整了：正门已不属于它，之间被一垛墙壁拦断；在对着中医研究院那面西墙开了个入口，门临大街；她原来住的西屋已被不相识的人占住。只见赵紫宸老先生在被缩小了的院子里认真地绕步行走，据说每天要坚持走六七十圈，作为抗老的锻炼。她的母亲依然满面笑容把我引进屋里。赵先生不得不住在弟弟的家里。弟弟赵景心当时是北京外贸学院的教师，以好客闻名，所以碗橱里摆满了一套套很像样的杯盘碗盏。赵先生留我吃晚饭，又让保姆做了霉干菜红烧肉，显然她自己也很爱吃这道菜。她晚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尤其是最后五分钟的国际新闻，一天都不肯错过，并抱怨五分钟太短了：“这么大的世界，每天有多少新闻啊！五分钟怎么够呢？”她说她现在主要是听听音乐，书看得很少。音乐仍是我们交谈的话题之一。但她不谈“文革”中的遭遇，也不提梦家的名字，我也装作一无所知。我发现她左边的嘴角有时会微微抽动一下，说话还是容易兴奋，她自己有时也意识到了，当场打开药瓶服了药。

她的母亲见到我总是热情寒暄，询问家常。后来赵先生向我透露一个秘密：“你知道吗，我妈妈可喜欢你了，说：‘要是我还有一个小女儿，我一定要把她嫁给他！’”我很感动地说：“老人家的这句话让我既温馨，又遗憾，会让我做很多既温馨又遗憾的梦。”后来老人家以91岁的高龄去世，赵先生特地写信通知我，并着重嘱告：“出殡那天你一定要和我们一起把她送到八宝山呀，她可真的说过那句话的啊！”于是我欣然作为他们家虚拟的成员，一起向老人家作最后告别。老人一生养育的三男一女个个才华出众，而又不事张扬，足见她家教的成功。

4

“革”后，赵萝蕤先生简直判若两人：她健谈了！每次见到情绪都很高昂，侃侃而谈。许多她过去从未说过的话，现在也敢说了。显然，她压抑得太久了！从此，我们谈论文学时，不再仅仅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范围内打转，我们谈得更多的是现代主义！那时我正在研究现代主义代表性小说家卡夫卡，她非常感兴趣，问这问那，并一再嘱我如写了或译了什么，一定要告诉她，给她看。这时我才知道，她年轻时的博士论文就是写美国现代主义作家亨利·詹姆斯——意识流理论创始人威廉·詹姆斯的弟弟；她上世纪30年代翻译的T·S·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更是我国现代主义诗歌翻译的经典之作。

有一天，她突然给我寄来一封信，说要选个日期请我和夫人孩子一起“馆子子”，结果我们在宽街的一家当时堪称是“高级饭馆”里相聚。看到我的家小，她很是开心，笑声朗朗。她特别喜欢我们的女孩。这时我心里不禁产生一种遗憾：赵先生没有孩子！一个孤寡老人，怎么能不寂寞？于是我干脆把心里话说出来：赵先生那么喜欢孩子，就领一个婴儿养养吧；俗话说：有奶便是娘，长大了一样亲。她听了马上说：“那算我的儿子还是孙子呀——哈哈哈哈！”停了一会儿又说，“这年头，想养也养不起啰：过去我每月拿280元工资（这是解放后资深教授的薪酬），总觉得怎么花也花不完。可现在呢，还是这么多钱，很快就花完了，老觉得捉襟见肘！”

“文革”后好多年，占住她西屋的那户人家终于搬走了。赵先生又搬回了老地方，并按原样恢复了。过了几年，赵景心先生让姐姐拿出两万块钱，请人把房子装修了一下，终于有了点现代气息。从此门厅也变成客厅了。就是在这里，我见到了赵先生在美国的低班老同学巫宁坤教授。巫教授是解放初赵先生担任燕大系主任期间把他从美国请回来的，不料院系调整时被调到了天津，到1957年也戴上了帽子，为此赵先生内疚不已，还痛哭过。

不久，她在美国的弟弟赵景德携家眷回国探亲，她特地把弟弟介绍给我：只见他穿着一件束腰的咖啡色皮夹克，右手夹着一摞书，至少一米八五的魁梧身材，显得格外健康、精神，声音洪亮。但没有说上几句就匆匆走了。赵先生说：弟弟是当前美国航天技术四大专家之一，所以很忙。她又拿出一部厚厚的新版英文字典，说这是刚随父亲回国探亲的侄子送的。但她很过意不去，说他还没有就业啊，必定是拿自己的零花钱买的。我说：这您就不必心庝了，他父亲总还宽裕的吧。她马上说：“哦，你错了！美国人对子女是非常严格的，对成年孩子是不随便给钱的，像两家人一样！”

赵先生与徐志摩夫人陆小曼也有来往，但她不同意陆小曼对徐志摩的评价：“陆小曼说在中国，诗写得最好的是徐志摩。这个评价我认为不够客观，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赞同。徐志摩是个被写进文学史的人物，评价应该冷静、科学，不能让感情淹没观点。”

5

大概是80年代后期了吧，她征求我意见：“现在一家出版社约我翻译惠特曼，但我很犯难，因为李光鉴（我的同事）已经在译了。”我说：“文学翻译不怕重译。您和李各有各的优势，值得译。”后来出乎意料：她竟然一口气把惠特曼全集译完了，而且广受好评，这成为她翻译事业的又一座丰碑。

又过了些时候，已经是90年代初了，我劝她说：“现在我国学术界对外交流很频繁，赵先生美国回来那么多年了，您应该去美国或英国看看呀！”她说：“咳，我这人向来喜欢平静，何况我现在已经老了！”约过了一二年，她来信说：“果然去了一趟美国，感想良多。”我立即去看她。一进门（这次她也是在门厅里接待我的），她拿出一张英文报纸说：“你看，像我这样普通的学者去美国，他们竟然在《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我，而且用了那么大的篇幅！”我一看，真的占了右边的整个半版。我说：“这才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呀！我还听叶君健讲过：他去瑞典访问，瑞典的报纸也在头版头条用大量篇幅、照片报道他。”她说：“可在我头脑里，只有国家总统或政府首脑才有资格享有这样的新闻待遇呀。”我说：“可见久而久之我们自己也异化了，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她“哈哈哈哈……”一阵大笑。

她急于想告诉我的另一条重要新闻是：“时代真的进步了。”她说，“我从美国回来时最大的担心是要经过日本和香港转两趟飞机。弟弟一再强调：‘姐姐，你放心走吧，转机的一切手续我都给你办好了。’可我心里总是不踏实。想不到在日本刚走出飞机，真的有一张轮椅等在门口，问：‘您是赵太太吗？’但我仍担心到香港会怎么样，结果仍然是这句亲切的问话。我又担心到北京恐怕做不到这一步，结果，依然是：‘您是赵太太吗？’呵呵，时代进步得真快啊！”

想不到这一次欢聚，成了我和赵萝蕤先生的最后一面。此后一连几年，我都没能抽时间去看她，到1998年的一天，突然传来噩耗！那时偏偏我在上海出差，等我赶回北京，她的后事已办完了，留下了永久的内疚和遗憾。但她的音容笑貌，会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钱钟书和赵萝蕤的关系

一生只爱一个人，对于这样的爱情，世人给予了太多的赞美，以至于让爱情背负得太过于沉重，反倒将爱压得喘不过气来。

到底是否只有一生只爱一个人的爱情，才算得最崇高，我现在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没有识得“爱为何物”之前，我也如芸芸众生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期盼着一生只有一次的遇见，坚信只要相互认定了，就会是一眼万年。

后来明白，爱，是世间最容易生变的事情，它不会是一种状态，而只是一个过程。

关于钱钟书，有一句写给杨绛的旷世表白，感动的不单单只有杨绛，还有千千万万个渴望着结婚的女子。 这句话是这样说的：

幻想着美满婚姻的人，一定会认为，这句话很甜，很甜。

而一个面对现实的人，浅浅一笑就好。因为，这两句话，不过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表忠心的甜言蜜语罢了，只是，这句话是因为从钱钟书口中所出， 博学的他，将爱情的美，还是升华到了文学的高度，反倒让我们模糊了爱情真实的模样。

只要是对二人 情感 历程了解些许的人，就知道，钱钟书这一生，并非只爱过杨绛一人。所以，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把大师幻想成一个爱情圣人。

在爱情里，从来就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那些被美化的，只不过是隐藏了不让你看到的东西罢了，我劝你别天真。

这三个女人分别是叶彤、赵萝蕤（ruí）、何灵琰。

钱钟书与叶彤的渊源，是因为，叶彤的父亲叶公超，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二人是好朋友，所以，双方父亲便有了结为儿女亲家的意愿，可惜的是，钱钟书对叶彤并不感冒，也就是没有男女之意，二人也就没有了可能。而在这期间，钱钟书心里的女人是赵萝蕤（ruí）。

关于赵萝蕤（ruí），钱钟书一定是爱过的，只不过是这一份爱没有结果。

赵萝蕤的父亲赵紫宸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酷爱唐诗，尤其推崇李白，“萝蕤”这个名字便取自李太白《古风其四十四》里的 “绿萝纷葳蕤，缭绕松柏枝” 。

而赵萝蕤本人，如她的名字般，极富诗意。

1932年那年，赵萝蕤时年20岁，她考入了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也在这一年，杨绛从东吴大学转到清华大学借读，与赵萝蕤成为了同学，甚至还发展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赵萝蕤人很聪明，在同年级里，年纪最小，刚进入大一，就得了360元奖学金。

她还在朗润园的草坪上，女扮男装，饰演莎士比亚名剧《皆大欢喜》里的罗莎琳，吸引了叶公超前来围观。大三时，她应诗人戴望舒之约，翻译了美国诗人艾略特的长诗《荒原》。

才貌出众的赵萝蕤，很快在清华园里名声大震，成为了有名的校花，又因为她身体不好，大家还给她起了一个“林黛玉”的外号。据说，当时追求赵萝蕤的男士，可以组成一个加强连，其中就包括钱钟书。

可是，赵萝蕤看不上钱钟书，反倒爱上了父亲的得意门生陈梦家，倒追心上人，甚至与其私奔，并最终结为秦晋之好。

施蛰存曾说：

据后世学者考证，《围城》中唐晓芙的姓名、相貌、性格、行事作风等，与赵萝蕤有诸多暗合。所谓“李唐赵宋”“牵芙连蕤”的隐语，更是不攻自破。“李唐赵宋”“牵芙连蕤”的隐语，暗示着唐晓芙的原型就是赵萝蕤， 而钱钟书在《围城》中，对唐晓芙有多偏爱，也就对赵萝蕤有多深情。

何灵琰，是何竞武将军的千金，如果大家都不熟悉，那再说，何灵琰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干女儿，大家或许也就有了解了。

那么，何灵琰与钱钟书之间，为什么会有联系呢？

1923年，何灵琰出生，比钱钟书小13岁。她本是钱钟书在震旦女校的学生，也是他的补习学生之一，为她补习英文，当家教约有两年。

何灵琰在《钱钟书··才人》一文中回忆：

在这段时间里，钱钟书一周给何灵琰上两次课，上完课后，还经常一起踏着夕阳的余晖，到附近一家叫梅龙镇的铺子里，吃嫩金焖面，一边吃面，一边讨论《围城》，何灵琰也成为了《围城》的第一读者。

据说，有时候，钱钟书还会在何家吃完饭，晚饭后会一起看星星。妥妥的暧昧之嫌。

而这段时间，杨绛已是钱钟书的正牌女友，所以，再无后续感情延展。

也许，杨绛与钱钟书相遇之前，他们都有着各自的感情世界，不论是在萌芽期，还是发展期，总之无风不起浪，空穴不来风， 当遇到真爱的人，反倒渴望立马撇清其他关系，显然此刻是最珍视对方。

他们之间曾经有这样一段对话：

在这言语之中，我们看到了两个人，因为害怕错过对方，而做极尽的解释，而刻意解释的，又一定是有迹可循的。

可见，他们是同一类人， 因为可以坚守在相同频率的爱的节奏里，所以，才可以走到最后。

在杨绛与钱钟书的关系中，还有一封一字情书很经典。

一次，杨绛给钱钟书写信，信上只有一个字“怂”。她本以为钱钟书收到这封信会作难几天，但没想到钱钟书却很快就给她寄来了回信，信上同样也只有一个字“您”。

杨绛看到钱钟书的回信后，感动到落泪。不过她的几个好友都看不懂二人的哑谜，纷纷好奇询问。

原来，杨绛给钱钟书寄去一个“怂”字，意思是问钱钟书：你的心上有几个人？钱钟书痛快地回应“您”，意思是心上人只有你一个。

这样的文字 游戏 ，在懂的人之间，成就的是一段佳缘，在不懂的人之间，则会变成遗憾的错过。

而他们婚后的日常又是如何的呢？

钱钟书在写《围城》期间，并不擅长做家务的杨绛，为了支持钱钟书创作，把保姆辞退了，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让钱钟书少教些课，多留一些创作时间。

据说，杨绛第一次做虾，看到虾被刀切时会抽搐，问钱钟书：“可不可以不吃虾。”钱却撒娇地说：“不，我要吃虾。”于是，她莞尔一笑，继续做虾。

杨绛生孩子住院时，钱钟书常常苦着脸来汇报“我做坏事了”。

他有时候打翻了墨水瓶，有时候砸了台灯，有时候不小心拔下了门轴上的门球。杨绛只说：“不要紧，我会修。”

看上去，杨绛是要多爱一点钱钟书的，所以，给了他更多的包容与不计较。 哪有什么天定的和谐姻缘，不过是一个人爱一点，另一个人懂得也珍惜那一份爱，婚姻的日子，才可以平淡中带着幸福与长久。

因此，你的爱人这一生，究竟爱过多少人，对你来讲，根本不重要，已经过去的，就让那些与你的未来无关，才是最聪明的态度。

你们之间，唯一重要的是， 结为连理之后，两个人有没有，真正把对方，放在彼此人生的规划中，也就是，你们日子里生活的点滴，究竟有没有能够渗透到对方的生命里，这些积攒，才是属于你们最坚实的，恒久在一起的理由。

放错了重点，便不会幸福。

钱钟书一生只爱过杨绛吗

  钱钟书杨绛夫妇向被视为之死靡二的神仙眷侣。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一生身和共住，意和同事，人间少有。钱杨姻缘堪称当代现实版的“金木良缘”。

  “情不知其所起，一往而深”，这是汤显祖《牡丹亭》里的题词，在钱杨身上，我们看到了真实。过去百年，这样的尽善尽美的夫妇组合，学界中差不多只有冰心和吴文藻等寥寥数对可以比肩。论性情相契、话语共通，知感相照，即便是他们，也是略逊一筹的。

  但是，钱钟书一生只爱过杨绛一人吗？似乎又不是。实际上钱钟书先生年轻时也有不少八卦，只是当事人都避而不谈，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只是作为一种绯闻一直流播在几代学者圈中。谈者眉飞色舞，听者兴味盎然，成为有趣的学林掌故。

  忝为重度不治脑残钱粉，必须说说敝人的一点“探索与发现”，才真对得起钱先生多年的法乳沾丐之恩。

  老辈人物盛传，钱钟书先生在清华期间，心目中的“绿鬓红颜”实际是赵萝蕤女士。

  what？who？赵萝蕤是谁？这人现在的朋友可能都挺陌生，沧海沉浮，真成了古董人物了。现在的文青佛系，流行的是林徽因，流行的是李子柒，流行的是江一燕，而在民国时代，我们知道，大部分人的心中，“第一才女、第一名媛、第一美女”三体一位的，旧派属周炼霞，新派是赵萝蕤。

  赵萝蕤出身名门，负笈名校，著名“白富美”，典型“高大上”，缥缈芳华，又锦心绣口，首译《荒原》与《草叶集》，为艾略特亲宴誉美，在1946年和1948年分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此后长期执掌燕大、北大西语系。这是民国时代知识女性最辉煌的学历、殊荣甚至成就了。

  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一书中曾隐约提及，在清华时，杨绛与赵萝蕤往来颇密，差不多就是现在所谓的闺蜜：她们一起学过昆曲；赵萝蕤倒追陈梦家，陈氏清贫出身，不但住在赵家，生活费都需赵萝蕤筹措，赵父嫌弃陈穷断赵资金以相逼迫，还是赵萝蕤每月向杨绛借钱才得渡过难关，可见彼时二人关系之好。

  那时，追求赵的人也多，据杨先生回忆，意气风发的赵萝蕤还曾不乏自得地问杨绛：“一个女的只被一个男的爱，够吗?”若此话当真，这是赵萝蕤门第、才华和美貌兼具的底气，也是傲气。

  时人对赵萝蕤的相貌、才情、气质是特别多推崇的。1950年代，赵萝蕤已是中年妇人，写《一滴泪》的巫宁坤先生车站乍见，还是惊为天人，感叹“风度不减当年”。

  赵最晚，在1932年前后入清华研究院念书时，与杨绛、钱先生认识，但互闻其名的时间应该更早。据说《围城》里唐晓芙的原型就是赵萝蕤，而非杨绛先生所暗示的是她本人。比如著名学者扬之水女士的读书十年（二）中, 直接写到，“想起陆灏曾提到，施蛰存对他讲，《围城》中唐晓芙的原型即是赵萝蕤，钱当年是追求过她的”（页36）。施蛰存先生是钱钟书同辈学人，多有往来，又是诚笃君子，这样的话是不会乱说的。

  在《围城》中，作者钱钟书是如此浓墨重彩的描绘唐晓芙的出场：“唐小姐妩媚端正的圆脸，有两个浅酒窝……她头发没烫，眉毛不镊，口红也没有擦，似乎安心恪守天生的限止，不要补偿造化的缺陷。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这大约就是钱钟书心目中的女神形象吧?

  实际上，熟悉现代文史的明眼人也不难看出，《围城》中唐晓芙的姓名、形貌、性情、行事种种也多与赵萝蕤“暗合”而异于杨绛，所谓“李唐赵宋”“牵芙连蕤”的隐语更是昭然若揭。可叹杨绛先生晚年，还反复对外解释，唐小芙的原型是她自己。也许男欢女爱还是难得糊涂最好，不然此后岁月都不知如何安顿。

  至于，钱先生另外一位绯闻对象何灵琰女士，是钱氏门下唯一女弟子，也是民国名媛，陆小曼“干女儿”。40年代，钱钟书受命担任何的家庭教师，两人有些“瓜田李下”之嫌，比如每晚饭后“一起看星星看月亮”的暧昧，比如动笔中的《围城》一写完就念给何听——杨绛先生至死都以为自己是“第一读者”），比如何私藏的那批二人往来私信（见何晚年的回忆文章），这些亲密举动早超出“袁子才待女弟子”的楚河汉界，不免让人想入非非。

  只是这个八卦，终究“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要坐实证据不足，有那么点捕风捉影，所以存而不论，论而不议，一笔带过也罢。若我日后读书中有发现新材料，再向大家汇报情况。

  可惜，赵萝蕤似乎对钱先生颇为轻视，“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这段暗恋无疾而终。

  赵萝蕤选择了一见倾心的陈梦家——这位才华可与钱钟书势均力敌的文史天才，称“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息”。为什么不满意钱钟书先生？从杨绛先生的回忆录中，我们知道，清华时代的钱钟书，20来岁毛头小伙子，是比较木讷的，清华呆了四年，周边景点都从来没逛过，穿衣打扮也随随便便，不善言辞，眼神呆滞，直来直去，一点都不风流倜傥，和时人眼中“即便受训也风采绝佳”的陈梦家可能差距不小，应该是如今高校里也经常可以看见的，只知读书出门三里找不到校门的学霸形象。

  这样的书呆子，可以推测，怎能赢得赵萝蕤这样喜欢浪漫，“即使是煮菜时也会拿本书，稍有闲暇就弹琴吟诗”的“燕京名校花”的芳心？

  即便到了晚年，赵萝蕤不知怎的，还是对钱钟书先生不满意。同样在上述扬之水《读书》十年》中，谈及钱氏，赵略有讽刺，“以后的几十年，我们几乎再没有来往，形同路人”，“我只读了他的两本书，我就可以下结论说，他从骨子里渗透的都是英国十八世纪文学的冷嘲热讽。十七世纪如莎士比亚那样的博大精深他没有，十九世纪，如拜伦雪莱那样的浪漫，那样的放浪无羁，他也没有，那种搞冷门也令人讨厌，小家子气。以前我总对我爱人说，看书要看伟大的书，人的精力只有那么多，何必浪费在那些不入流的作品，耍小聪明，最没意思。”

  可叹一代文宗钱先生在赵萝蕤那里，竟然一辈子都是不及格。而钱先生在《围城》中，对陈赵也是频放冷箭，刻薄至极，酸劲十足。

  值得一提的是，陈赵这对伉俪情深的如意眷侣，下场极为凄惨。

  1966年9月3日那个风雨之夜，与上海的傅雷同一天，不堪迫害和凌辱的陈梦家遗言“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在家上吊自杀，与爱人不辞而别。那晚，已是神经衰弱的赵萝蕤在另外一个房间早早睡下，全然不知，隔天开门即目击此人间惨况，从此精神分裂，此后四十年一直濒临人鬼之界，未亡之人，丁香独自，孑然半生，舔伤噬骨，每天要吞服大量的药物来保持神志。

  这一对民国最有才华最纯良宽厚的夫妇璧人，只求偕隐乱邦，与世无争，如此卑微的愿望竟然也不被那个率兽食人的荒蛮年代容忍，再绝代的风华、再绵长的感情和再崇高的尊严，都被瞬息捏碎击毁为一死一疯。我每次读过去事，遥想当年情境，都感悲凉一点一点渗透到纸面上来。

  过去百年，我最喜欢的文化人，恰好是陈梦家和钱钟书，而最推重的真“女神”，是赵萝蕤女士。“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青史成灰，人间有罪，不是所有善美都有善报。

  人世间，男女情感的事情，真是说不清楚。不是你好我好就大家可以真的好，一切鸳鸯谱仿佛冥冥中遥有契合，悄有安排。钱赵虽没有缘分，匆匆而过，但也各自邂逅“对的人，以对的态度”，分别成就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传说。

一生厮守

  钱钟书的“初恋”是赵萝蕤，当事人虽然不曾承认，但大概是实情；后来钱钟书和杨绛琴瑟相和恩爱一生也是事实。只是可惜都那么好的人，只因暗恋的心水流花谢，最终连朋友都没有做成，徒增一段雨愁烟恨。后来，已臻百岁的杨绛先生在与吴学昭的言谈集《听杨绛谈往事》中，对当年“闺蜜”赵萝蕤也没什么好感，多有挖苦，真真“塑料花姐妹情”，这其中是否有燕妒莺惭的情感成分，我就不妄下断言了。

  只是，我们还是需要感谢，当初面对这几个人时，爱神丘比特的箭没有乱射，给江湖留下了这么几段美丽的爱情传说。真的，美好的情感故事，当律回岁晚冰霜少之季，会歌声伺起，慢慢改变世界的口味，送予徘徊“围城”内外的众生很多信心。

  晚，闲谈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