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华的妹妹叫什么名字（李星华为什么双目失明）

李星华的妹妹叫什么名字

李星华(1911年11月21日-1979年11月27日)。1911年11月21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1920年夏，随全家到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逮捕了李大钊并将其处以绞刑，李星华娘儿仨一同被捕，在监狱关押二十三天。她在法庭上机智地回答了敌人的审问，使大哥李葆华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她有三个弟弟：李光华和李欣华和李次华；有一个妹妹：李炎华。

李大钊就义后，京师警察厅勒令李大钊遗属限期离京。1927年5月10日，李星华全家被迫回大黑坨村。她从此辍学，在农村照料重病的母亲。一直到1931年的暑假，才又带着弟弟和妹妹回到北京复学。第二年，她升入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生活无法维持时，她在父亲朋友的关照下，勤工俭学、给学校刻印法文讲义蜡版，每月补贴一些生活费用。1932年春天，她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同年夏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党的地下革命工作。她借给学校刻印讲义为掩护，为党刻印革命传单。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参与营救被捕同志。1932年初冬，因情况变化，她失掉了党的关系。第二年春天，把母亲接到北京，准备安葬父亲。1933年4月23日，在党组织安排下，李星华同送葬队伍一起把父亲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安葬父亲35天后，母亲赵纫兰病逝。她在亲友的帮助下，将母亲和父亲并排葬在万安公墓。这年暑假，李星华升入孔德学院社会科学系。1935年12月，李星华投入“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第二年她与贾芝结婚。1937年夏天，她由中法大学经济系毕业。

1940年11月6日，几经周折，到达陕北延安。到延安后，她选入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之后就长期在延安中学教书。1942年，她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1945年重新入党。在保卫延安的战争中，她跟着学校辗转于陕北的群山中，仍然备课教书，始终如一。1947年9月，随学校东渡黄河，到晋西北的临县等地，参加了郝家坡等村的土改调查。全国解放后，李星华从延安回到北京，分别在师大女附中和马列主义学院第二分院任教。1956年起，她开始从事民间文学工作。她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部和采录编选部负责民间故事采编工作。曾整理出版《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受到了国内外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好评。此集还译为日文，在

李星华为什么双目失明

1911年11月21日，李星华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1920年夏，随全家到北京定居。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逮捕了李大钊，李星华娘儿仨一同被捕，在监狱关押二十几天。她在法庭上机智地回答了敌人的审问，使大哥李葆华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李大钊就义后，京师警察厅勒令李大钊遗属限期离京。1927年5月10日，李星华全家被迫回大黑坨村。她从此辍学，在农村照料重病的母亲。一直到1931年的暑假，才又带着弟弟和妹妹回到北京复学。第二年，她升入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生活无法维持时，她在父亲朋友的关照下，勤工俭学、给学校刻印法文讲义蜡版，每月补贴一些生活费用。1932年春天，她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同年夏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党的地下革命工作。她借给学校刻印讲义为掩护，为党刻印革命传单。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参与营救被捕同志。1932年初冬，因情况变化，她失掉了党的关系。第二年春天，把母亲接到北京，准备安葬父亲。1933年4月23日，在党组织安排下，李星华同送葬队伍一起把父亲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安葬父亲35天后，母亲赵纫兰病逝。她在亲友的帮助下，将母亲和父亲并排葬在万安公墓。这年暑假，李星华升入孔德学院社会科学系。1935年12月，李星华投入“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第二年她与贾芝结婚。1937年夏天，她由中法大学经济系毕业。

1940年11月6日，几经周折，到达陕北延安。到延安后，她选入延安鲁艺文学系学习，之后就长期在延安中学教书。1942年，她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1945年重新入党。在保卫延安的战争中，她跟着学校辗转于陕北的群山中，仍然备课教书，始终如一。1947年9月，随学校东渡黄河，到晋西北的临县等地，参加了郝家坡等村的土改调查。全国解放后，李星华从延安回到北京，分别在师大女附中和马列主义学院第二分院任教。1956年起，她开始从事民间文学工作。她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部和采录编选部负责民间故事采编工作。曾整理出版《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受到了国内外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好评。此集还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李星华一家受到残酷迫害。因郁愤成疾，她双目失明。在失明的情况下，坚持整理编辑《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

1979年11月27日，李星华病故于协和医院。她去世后不久，《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出版了，为读者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

李星华创作的《十六年前的回忆》已编入小学课本。

李星华姐妹五人是谁

1943年4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 用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纪念李大钊烈士的专题文章。为了还原当时最真实的场景，特意邀请李大钊长女李星华撰写了《十六年前的回忆》 一文。

而《十六年前的回忆》自建国后也一直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上个世纪长大的孩子，几乎都学过这篇课文。

很多人都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认识了李大钊，也是第一次知道了李葆华和李星华的名字。

李葆华生于1908年，李星华生于1911年，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李葆华行一、李星华行二，两人不仅是家里年龄最大的，也是经历最多的。

同大多数革命家庭一样，李大钊忙于事业，时常东奔西走，兄妹几人都是在母亲的呵护下成长起来的。不同于父亲李大钊那样满腹经纶，母亲赵纫兰不曾念过书，只是略识文字，但却是位心地善良的女性，她以自己温暖的怀抱，给了葆华和星华幸福的童年。

童年时代的他们一直随母亲住在河北老家乐亭县乡下，当时父亲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教书，只有每年放暑假时才会回家看望他们。

乐亭位于渤海湾，在葆华和星华的记忆里，故乡乐亭县大黑佗村是个很美丽的地方。这一方好山好水，养育了故乡勤劳勇敢的人，滋润了葆华和星华幼小的心灵，也赋予了他们真诚质朴的品格。

当时正是20世纪初叶，中国正处于近代最黑暗的时刻，军阀混战，盗匪猖獗，恶霸横行，老百姓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葆华和星华的外祖母是当地大户，父亲又是北平的大学教授，所以从小兄妹两人的生活很富足。

但是在家中，兄妹两人总会听到大人说起天灾人祸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家门口也经常有来讨饭的穷人。外祖母和母亲都是乐善好施的人，只要看到有人讨饭讨到门口，从没让他们饿着肚子离开过。

这样的家庭氛围，给了葆华和星华一颗兼济天下的心。

不过对兄妹两人影响最大的，还要说他们的父亲——李大钊。

父亲总是很忙，一年中陪伴他们的时间寥寥无几，但他们的心目中，父亲总是慈祥的。

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对子女的教育，无不体现“五四”时期反封建专制、尊重个性发展的新思想。

李大钊喜爱孩子，却又从不溺爱，更不训斥或打骂，相比于知识他更注重培养孩子的道德品质和人格。他总是从小事人手，一点一滴，在生活中告诉孩子一些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

相比较于童年时代的富足，葆华和星华的少年时代，是在贫困和动荡中度过的。在葆华十四五岁的时候，家境开始穷困起来，而且一年不如一年。母亲常常为吃穿发愁，有的时候，家里几乎陷入无米下锅的窘地，全家人穿得都很俭朴，甚至可以说破旧。

当时星华在孔德学校读书，同学大半是北大教授的子女。少女时代的她，亭亭玉立，可因为家庭原因就是穿不上件漂亮衣服。

这个年纪的小姑娘有哪一个不爱美呢？这样的形象，让她在同学面前多少有点难为情。过年了，小妹妹哭着闹着要母亲买新衣服，母亲心疼小女儿，咬牙做了一件。妹妹高兴地穿上了新衣服，星华看着妹妹开心的样子，心里是真的羡慕！

母亲看着星华的模样，心里十分的难过，她明白女儿的心思，但自己却无能为力，因为这时候家中的钱都被丈夫拿去干“有用的事”了，这是她不能阻拦的。

而随着葆华和星华渐渐长大以后，他们慢慢地也懂得了父亲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到底是什么。

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后，开始积极筹划创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的未来明确的指引方向。

但是自从父亲投身革命后，葆华和星华深切地感受到：家里的生活就再也没安宁过。平日里，总是会不断地有流氓暗探跑到家里来骚扰捣乱，生活被这些坏蛋搅得动荡不安。而父母只得带着全家不断地搬来搬去。

1924年到1926年，葆华和星华感觉父亲空前的忙碌，这时的李大钊为了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经常南下奔走于广州、上海、武汉等地。每次从外地回来，顾不上休息，就又夜以继日地投入了工作，不是伏案疾书，就是同一群青年人在书房里秘密开会商量事情，甚至难得和孩子们说上几句话。

这段时间里，最让两人难忘的，就是小妹妹钟华的死。

那是1924年春天，正是父亲为党的事业忙得废寝忘食的时候，这时小钟华患了肺炎。但是连续几天，李大钊都忙于工作，硬是没有时间过问一下女儿的病情。眼看孩子病得越来越重，母亲急得团团转，一点办法也没有。而等李大钊腾出工夫的时候，孩子的病已经耽误了，3岁的小钟华，就这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小妹钟华的死，让全家人都非常的难过，李大钊更是悲痛欲绝，但是他甚至来不及追念爱女、慰藉家人，便又匆匆地离开了北京。

不久，家里接到父亲捎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附着一首悼念小女儿钟华的长诗。葆华、星华和母亲一道，在灯下含泪读完这封信。兄妹俩深深为父亲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所感动。

父亲这次一去就是半年，直到父亲回来后兄妹俩才知道，原来他此次秘密出京，是赴苏联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为躲避反动政府的通缉，李大钊转入地下工作，住进东交民巷的俄国兵营里，继续领导国共两党的革命活动。为了照顾李大钊的起居，星华和妹妹炎华也跟着母亲也搬来同住，而葆华和弟弟则留在朝阳里旧居。

此时，葆华已经成长为一个18岁的青年，对于父亲的事业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在父亲转入地下的这段时间，葆华一直充当通讯员的角色，每天负责给父亲送信，并加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4月6日早晨，张作霖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突然派兵进入东交民巷进行疯狂的大搜捕，并突袭了苏联大使馆。

虽然事前曾有人报过警，但李大钊毕竟书生出身，对形势险恶估计不足而未转移。事情发生时，星华正好和父亲在一起，就和父亲一同被捕，随后母亲和妹妹炎华也在另一个地方被捕。

而这一天李葆华和同学们正好到小汤山郊游，在回家的路上，孔德学校的同学把他接到清华园，告诉了他家中出事的消息，使他躲过了敌人的魔爪。

也正是从此开始，李葆华和李星华兄妹的人生轨迹开始变得不一样。

从李大钊被捕，一直到4月28日牺牲这段时间，葆华一直躲在父亲的朋友、北大教授周作人、沈尹默等家中，伯伯们不让他出去，他不知道父母、弟妹们的情况，真是心急如焚。

而在监狱中，敌人把大钊与家人分开单独关押审讯。星华和母亲、妹妹被关在女监里，一直得不到父亲的消息，心里七上八下得十分的凌乱。

而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李大钊，却是在敌人的法庭之上。

在法庭上，星华一看到昼思夜想的父亲，真想跑过去扑到父亲的怀里。而父亲只是瞅了瞅她们母女三人，脸上的表情非常镇定、凝重、安祥，就像没有看见她们一样。

16岁的星华，一下子意识到这是在敌人的法庭上，一句话、一个动作不慎，就可能给自己或家人带来杀身之祸。一瞬间，星华感觉自己顷刻间长大了。

星华看着站在法庭上的父亲，感觉他似乎被一种伟大的力量笼罩着，而父亲坚毅的眼神，透露出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吗？”法官指着星华问李大钊。

“是的，我是他最大的孩子。”星华也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机智和勇敢，生怕父亲一不留神说出哥哥葆华来，就抢着作了回答。

“不准多嘴！”法官拍着惊堂木厉声吼道……

李大钊立刻领会到了女儿的用意，不紧不慢地说：“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个家庭妇女，不了解 社会 上的事，我的孩子们年纪还小，都正在上学，可以说对世事还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她们没有关系。”

就这样，李大钊同爱人、女儿在敌人的法庭上见了一面，又匆匆分别。只是那时候全家人谁都没有想到，他们这次见面，竟是与亲人的最后诀别！

李大钊的被捕入狱，引起了 社会 舆论对他的广泛同情，他的声望、学问、道德，甚至连反动报纸也不能不虚伪地表示敬佩。大学生，各界群众，教育界名流、学者，各方都在设法营救。尤其是北方铁路工人，甚至组织了劫狱队，准备去营救李大钊。

李大钊得知这些情况后，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给任何人带来没必要的牺牲。

他说“我个人为革命牺牲，是光荣而应当的，但已经是党的损失，已经是我的罪过；我不能再要同志们作这种冒险，耗费革命的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革命的力量，而不是去冒险和牺牲…… ”

用尽各种刑罚手段的反动派，对于李大钊已经束手无策了，他们知道，再也没办法从他的嘴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于是决定将其杀害。

1927年4月28日上午，敌人使用新从西欧进口的绞刑机杀害了李大钊同案一行加人，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

临刑时，李大钊第一个走上刑台，他像平日一样，仍旧穿着那件灰棉袍，态度镇静从容。他走上刑台后，坚定地高声说：“共产主义在中国终将胜利！”他对着刽子手们冷笑道：“你们也太虚弱了，为什么连句话都不敢让我多说呢？”当他的脖子被套上绳圈后，他用最后的力气高呼：“共产党万岁！”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革命先驱李大钊， 为了在祖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时年38 岁。

第二天，也就是4月29日，警察把星华母女放出监狱，母女俩在门口等了许久，也没有见到父亲出来，直到她们回到家后才知道父亲在前一天已被绞死。母女两人顿时哭成一团，母亲更是伤心过度，接连三次晕倒在地，从此一病不起。

李大钊牺牲的消息很快通过报纸传遍了大街小巷，周作人和沈尹默看到这个消息后，都怕李葆华接受不了，非常犹豫该不该告诉他这个消息。

一番犹豫之后，他们还是将李葆华叫到房间里，把报纸给他看。但出乎周作人等意料的是，李葆华看到报纸上的消息后，没有任何的哭泣和悲伤，他冷峻的脸庞，沉着而冷静，这让当场的人惊讶不已，李葆华又问了几个关于父亲的问题，便默然退下。

李葆华并非是不伤心，只是作为家中的长子，李葆华明白自己这时候没有时间去悲伤，而是应该想尽一切办法照顾母亲和弟弟妹妹。此时他唯一想做的就是立刻赶回家去，去承担父亲殉难后长子应尽的责任，但是周作人等却将他拦了下来：“敌人现在已将你家秘密包围起来，正想抓住你斩草除根，你这时候万万不能回去，而且星华已托人转告你母亲的心愿，让你立即远走高飞，切不可上当中了敌人的圈套。”

李葆华在父亲多年的熏陶下，政治上已经比较成熟，他明白这时候自己出现在家里，对于自己和家人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他竭力压制住内心的巨大悲愤，决定暂别亲人奔赴异国他乡。

李葆华怀着国仇家恨，化名杨震，只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经过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考入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他一面学习，一面孜孜不倦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不久，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留日特别支部。

而李葆华走后，李星华就成了家中最大的孩子，也开始承担起来家庭所有的责任。

1927年5月11日夜晚，星华照护着生病的母亲，带着弟妹，悄然离开生活了10年的古都北京，回到故乡大黑佗。

自从父亲牺牲后，母亲的精神被彻底摧垮，卧病在床。此时家中的五个孩子，除了已经去了日本的葆华炎华9岁，光华4岁，欣华刚1岁，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16岁的李星华肩上。

而自从父亲去世后，家里也没有了经济来源，连给母亲买药治病的钱都没着落，幸而住在外祖母家，还能给一点接济，全家以此勉强维持生存。

为了度过家庭难关，李星华不得不中辍学业，整天在家里守护母亲、照料弟妹。她是个好强的姑娘，如今因家庭牵累不能读书，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

母亲很明事理，不愿因为自己的病耽误孩子们的前程，她总是劝说星华，让她重新回到学校中去，但星华无论如何也不肯丢下生病的母亲。

1931年夏天，母亲的病稍有好转后，在母亲再三催促下，星华才带着炎华和光华，重返北平求学。那一年星华刚满20岁，为了解决姐弟3人的生活费，星华只好四处奔波求人，后来还是在父亲的老友帮助下，北大答应，每月发给他们少量父亲生前的欠薪。

这次独立回北平，李星华第一次独自担当起抚养弟妹的重任。生活的磨难，给了她勇气和力量，也锻炼了她的韧性和责任感。

而此时，远在异国他乡的李葆华，相比较于在国内的妹妹，生活上要好很多。但是李葆华却始终记着国恨家仇。除了刻苦攻读外，他时刻在注意着中国的局势变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公然入侵东北，这使得身在日本的李葆华感到了极大的愤慨，为了支援民族抗战，李葆华和其他留日学生开展了归国运动。李葆华放弃了自己在日本的学业，毅然决然的回到中国，参加到了民族抗战之中。

1932年，李葆华受党的派遣，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平，到门头沟区开展地下工作。

也正是在这年春天，李星华也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同年夏天，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李葆华回到北平后，也终于再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妹妹李星华。一别数载，兄妹两人都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长。两人紧握双手，感受到了来自彼此的力量，这时的他们都已经成为了真正的革命者，成为了父亲最好的接班人。

此后，李葆华先后转战北平，河北等地，为华北地区抗日活动的开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李星华则一直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

这年的冬天，由于情况突变，李星华失去了与党的关系，她带着闷闷不乐的心情返回故乡探望母亲。

此时的母亲已经生病卧床多年，此时看着风尘仆仆的女儿，心中既心疼又欣慰。但是多年来，一直有一件事压在她的心头，那就是丈夫李大钊的后事。

原来，李大钊先生去世后，灵枢并没有下葬，而是一直停在浙寺里，如今已经有将近6年的时间了。丈夫未得安葬始终是压在赵纫兰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这时候，她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决心要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让死者入土为安。

李星华在北平的时候，母亲没有一封信不提到这件事。这也是星华这次回乐亭的一个重要目的。母女俩经过商量，决定尽快为父亲下葬。

1933年春天，星华带着母亲再次来到北平。党组织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来和她们取得联系，并且告诉李夫人，组织上决定趁李大钊下葬之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游行，抗议国民党新军阀的法西斯反动统治。李夫人欣然接受了党的建议，并且很默契地和党进行了配合。

李星华参与了党组织安排的葬礼筹备工作，在葬礼举行的前夕，她和她的表姐用刻好的橡皮戳子，在每个纸钱上打上红色的小字：“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共产党万岁！” “打倒国民党！” 。

4月23日，成千上万的北平市民走上街头为李大钊先生送葬、举行公祭。国民党宪兵队对这次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游行进行了残酷镇压，青年们的血再次洒在了北平的街头。李星华和弟妹们穿着孝服走在队伍最前头，冲破反动当局的镇压，一直把父亲的灵枢送到西山万安公墓，安葬入土。

一个月后，完成了最后心愿的母亲含恨离开人世。星华又强忍悲痛，带着弟妹把操劳一生的母亲安葬在父亲的坟旁。事后，星华、炎华、光华、欣华在父母坟前照了一张像，照片中的星华既像大姐，又像母亲。

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就是这样沉重地背负着“大姐兼母亲”的双重责任前行。

此后，葆华和星华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1936年，李葆华调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在此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连天烽火中，葆华戎马恍惚，转战山西、河北等地，先后任晋察冀临时省委副书记、晋察冀区党委副书记。

而李星华则来到延安，成为了革命圣地的一名普通教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李葆华被任命为水利部党委书记和第一副部长，当时党组织认为。 李葆华参加革命工作多年，不仅为人谦逊，而且对于工作非常负责，一定能够胜任全国各地跑的水利工作。

在水利部的12年的时间里，李葆华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大河，为国家水利工作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1961年，李葆华离开水利部，调任华东局第三书记，次年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在李葆华来到安徽后，立刻着手发展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在1963年到1965年的三年时间里，安徽迎来蓬勃发展，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1%，轻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7.5％，重工业年产值年均增长12.5％。

萧条景象成为过去，人民生活质量普遍提高。因此李葆华也得到了一个新的称号“李青天”。

而李星华在建国后回到北京后先是在师大女附中任教，后到马列主义二分院教日本学生学中文，1956年起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工作。

自从李星华从事教师的工作后，无论身在何处，她总是勤勤恳恳教书，认认真真为师。在一些人看来，星华是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的女儿，革命成功了，怎么也该有个一官半职的。但李星华始终觉得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平常人就应该做平常事，做对人民有利自己喜欢又有能力去做的事情。

她自幼喜欢文学，从一开始当老师就教语文。李星华本有着极好的文学天分，可惜，艰难和坎坷的人生道路，影响了她的学业，损伤了她的 健康 ，也耗尽了她的年华。

她曾感慨地叹息说：“我小时候由于家境困难，根本没有很好地念书，说是大学毕业，其实…… 咳！就甭提了！所以我总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而李星华一直还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将父亲的一生，完整地记录下来。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星华就开始收集有关父亲李大钊的资料，她访问了李大钊的许多老朋友、老同事，并曾回到乐亭家乡收集资料。在整理大量文字记录的同时，还收集了许多 历史 照片、遗物，以及部分手迹。

1958年，李星华开始陆续撰写回忆录，还编辑了《李大钊诗文集》 。

但是后来的风暴，还是对兄妹两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这期间，李星华身处困境，重病缠身，由于没能及时医治，以至于双目失明了。

而李葆华则整整被监禁了6年，他先在合肥，后到六安等地接受“改造”。沉重的精神压力，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的 健康 状况越来越差。

1972年，李葆华的夫人刚被“解放”出来，十分担忧丈夫的 健康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提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李葆华当时的处境和身体状况。信写好后经过多人辗转之后，通过王震把信转到周总理手中。

这年12月19日，周总理给安徽省当时的军管负责人打来电话，要求对李葆华解除军管，尽快接回合肥养病。

而李葆华回家后的第二天，中央就来电通知他去北京开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完中央工作会议，李葆华刚要离开会场，周总理派人拦住他说：“别走，总理有事和你谈。”

当晚，周总理与葆华从11点谈到凌晨2点，他们整整谈了3个小时。周总理告诉葆华，中央决定让他到贵州省委任第二书记，因任务急迫，要立即起程。当日天亮后，葆华即登机出发，他在机场对遇到的安徽省同志说：“请转告省委，中央派我到贵州省去工作了。”

风暴结束后，春回人间，日暖花开。李星华也感到精神上无比的自由。她满怀信心，打算把生活重新好好安排一下，在晚年再为革命做出点贡献。可是，双目失明使她感到与世隔绝的痛苦，加上长期患病无条件很好检查治疗，病情日益恶化。

1979年，李星华将以往撰写的有关父亲的回忆文章收集起来，编辑出版了《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 一书。由于她已重病缠身、双目失明，这本书的补充整理工作只好由家人帮她完成。可惜，书还没有出版， 1979年11月27日，李星华就带着遗憾 与世长辞了。

而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的李葆华在贵州工作五年后，1978年又调到中央人民银行主持工作。当时的李葆华已经79岁了，金融行业对他而言完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更何况这些年他经历人生低谷，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但在组织征求他的意见之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服从组织，没有意见。”

2005年2月，李葆华因病去世去世。

但是就在李葆华去世几个月之后，一封匿名的举报信，出现在了中纪委的信箱中。而信中检举的对象，则是李葆华的儿子，安徽省民政厅厅长李宏塔。

对于这封举报信，中纪委非常重视，秘密派出调查组对信中的内容进行核实和调查。

但是经过调查组一段时间的秘密走访和细致调查之后，他们在安徽没有发现任何举报信中列举的问题，反而发现了李宏塔默默做着很多平凡而伟大的事。

李宏塔身边的每个人都知道，李厅长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多年来每天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20年来骑坏了4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知道后来年纪太大了，才换了一辆电动车。

而李宏塔一家人多年来一直住在55平方米的宿舍里，小房子里面都是老旧的家具，甚至有些简陋，任何人来到他的家中都无法相信这是一位厅级干部的家。

而在1989年和1994年，李宏塔曾经两次直接负责民政厅机关建房和分房的工作，一共分房200套，但他从没给自己分过一间。

这位厅级干部明明不抽烟不喝酒，不热衷于任何 娱乐 活动，整日里扑在工作上，没有贪图过任何享受，他的存折里，连一万元都没有。

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每个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绝不是寻常人可以做到的。而对于自己所做的这一切，李宏塔却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2021年6月29日上午10时，李宏塔荣获”七一勋章”。李宏塔在接受采访时说：”老一辈人一直在给我做榜样，我做得还远远不够。”

他还说，会把勋章送到李大钊纪念馆，告慰父亲李葆华和祖父李大钊。

李葆华和李宏塔家中都挂着李大钊的手书，国人皆知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从李大钊到李葆华、李星华再到李宏塔，一家三代人，三代共产党员将自己的生命都融入到了祖国的建设当中，他们将自己所以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自己的国家，无怨无悔。

李星华简介

李星华（1911年11月21日—1979年11月27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是李大钊的女儿，作家。1920年夏，随全家到北京定居。父亲牺牲后，辍学在家照顾母亲和妹妹。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逮捕了李大钊，李星华娘儿仨一同被捕，其兄李葆华当时不在家，逃过一劫。1931年，李星华复学。1937年在中法大学毕业，1940年与妹妹一起赴延安市。

1979年11月27日逝世于协和医院，享年68岁。

主要作品有《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白族民间故事集》《十六年前的回忆》，其中《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在她去世后不久就出版，为读者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1]

中文名

李星华

国籍

中国

出生日期

1911年11月21日

逝世日期

1979年11月27日

职业

作家

李星华的后代

李星华的女儿在陕北延安长到16岁，被接去北京。养父依依不舍并且很早就过世了。养母前几年才过世，但是李星华很薄情，从离开陕北，一次也没有回过延安，虽然和延安家里一直有联系。但是前几年养母八十多岁去世，她都没有回来都没有回来。从这以后，寒了心的养父母家里人和她来往的很少了。